Kaiyun

　　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们提到，阿吉翁-豪伊特模型认为经济体主要有两种增长方式：

　　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往往出现在一个国家从“追赶模式”切换到“前沿模式”的这个阶段。

　　大家很容易忽略一点：从追赶到前沿，这两种模式是不会自然发生的，更不会自动地无缝衔接，最致命的陷阱就在于政策需要“换挡”——

　　从追赶期跨向前沿期，如果制度与政策还停留在旧配方，增长就陷入了“卡壳”，也就导致了所谓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它的本质不是增长突然没了，而是政策制度没有跟着发展阶段一起升级。

　　今天这堂课，就重点讲述，在阿吉翁的模型中，为了配合“前沿模式”的顺利切换，好的政策都具有哪些特点？

　　在此之前，咱们先讨论一个问题，中国经济，已经进入到了“前沿创新”模式了吗？什么时候进入的？

　　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的当天，阿吉翁在获奖后接受的第一场采访中，就提到了中国，他在法新社的连线中是这么说的：

　　隔天，他又在法国电视台Franceinfo栏目中强调：“在创新方面，欧洲相对于美国和中国正在掉队，欧洲还更多地停留在中等技术层面的渐进和改良，而中国与美国正在做高科技层面的‘创造性破坏’。”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阿吉翁的观察框架中，他是把当前的美国和中国，都视为处在“前沿创新”模式中的经济体。

　　那么，阿吉翁是什么时候开始认为中国处于“前沿创新”模式的呢？实际上，他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，一直在持续演进。

　　他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《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》（创造性破坏的力量）中，还是把中国作为“追赶型”发展的经济模式来研究的；但观察他从2024年开始的大学教案，已经在给学生们的课程里，已把中国视为“前沿迈进者”了，并明确提示，中国在若干前沿领域呈现出的，是“实质性创新”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阿吉翁认为，中国差不多在2023、2024年左右，逐步进入到了“前沿创新”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。

　　■要完成“前沿创新”的“最后一跃”，彻底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中国还需要哪几块拼图？

　　接下来可能会有不少图表与政策细节，大家可以喝一口手里的生椰拿铁，提提神。

　　我的好朋友，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一本书《Why nations fail》，写的很好，但有一点关于中国观点的我不同意，书中提出了“制度决定论”，将国家分为两类：包容性（Inclusive）制度与汲取性（Extractive）制度。

　　按他的观点，中国属于汲取性制度，不支持创造性破坏、产权保护和市场进入，所以理论上，不应当起飞，也不会有创新，然而实际上，现实恰恰相反。中国不仅实现了持续增长，也在创新，而且层出不穷，在若干前沿领域实现快速追赶甚至领先。

　　上面这段话，是阿吉翁在过去的一年中，多次提到的一个观点，在2024年底的这堂中国经济课上，他又重申了一遍，可见这段话的重要程度。

　　阿吉翁从几个维度来判断中国的技术突破，除了媒体经常提到的论文和专利数据之外，阿吉翁又给出了3个观察维度：学术研究质量、论文依赖度，以及“谁引用谁”这一知识网络。

　　中国现在产出的科研论文已经和美国相当，甚至更多。根据Scopus数据库，2020年中国发表了78.9万篇，美国是78.3万篇。

　　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也几乎与美国相当，2018年为5.3万件，美国为5.5万件，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做的数据研究，而且在前沿技术领域，比如5G，中国也是在场的。

　　鉴于很多观点认为，单纯的论文数量不说明问题，因此阿吉翁对数据做了进一步的拆解。

　　下面这张图，是把论文发表样本限定在了最顶尖的刊物之后的数据对比，要知道，这些刊物的发表门槛非常严格，几乎不存在“水一下”的可能——

　　再来看专利，阿吉翁提到，一个值得注意的指标，是中国对别国知识的“依赖度”，更具体一点，就是中国专利对美国专利的引用强度。

　　研究发现，中国专利对美国依赖度（图中红线年以来在持续下降，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科研能力在增强。

　　阿吉翁还引用了另一份研究报告，这是他的同事的实验室的研究，他们衡量了各个国家在不同技术领域的重要性（以高质量专利为测量口径），其中蓝色代表中国，可以看到蓝色区域在很多领域明显扩大：包括基因编辑、氢储存、计算机视觉、区块链等等。阿吉翁还顺便提了一下，绿色部分是欧洲，表现并不理想。

　　六个领域依次为：增材制造技术、区块链、机器视觉、基因编辑、氢储存、自动驾驶

　　另外，下图中的粉色部分是各个领域中，在华专利中“外国主体”所占比例，可以看到在早年中国科研很依赖外国主体，而现在这部分正在明显下降。

　　从1995年的约60%降到2019年的约10%。这也意味着中国研究能力与分量都在提升。

　　这些指标综合表明，中国科研不仅在量与质两端并进，而且对外部知识的依赖持续走低，因此被阿吉翁视为从“追赶”迈向“前沿”的有力证据。

　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中国之所以能相对丝滑地从“模仿追赶”模式进入到“前沿创新”模式，离不开中国在产业政策和宏观政策上经年累月的积累。阿吉翁认为，中国至少在4个方面做的非常对，帮助中国在现阶段努力跳脱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　　这四个方面，归纳成一句话，就是对“钱”和“制度”的组合拳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，加上持续抬升的科研投入。

　　八九十年代以来，中国的研发支出一路上升，多项指标显示，中国的研发投入对GDP的占比抬升（R&D/GDP），而且这期间中国GDP本身增长很快，说明R&D绝对额要涨得更快。同时不仅仅是“砸钱”，“产出效率”也在上升——专利占研发投入的比值也同步上涨，说明新增研发越来越有效地转化为专利和产品。

　　正如前一期解释的，阿吉翁提出了创新的倒U型理论：过多竞争和过少竞争都会阻碍创新。为了避免熊彼特预言的创新停滞，需要产业政策介入，把竞争调“刚刚好”的状态，才能让创新达到U型的峰值。

　　就好像一个班级，不能是“学霸把门”没竞争：一人独揽全部资源，不让新人进入，其他同学躺平；也不能是“全班刷题”纯内卷，过度竞争，全部人都仅在刷题层面做低端内卷却没有创新。

　　这就需要“班主任”来立规矩，排座次——既让学霸有危机感，也让后来者有盼头。

　　所以他着重谈到了中国的如下几个政策，也就对应着他理论框架中的“班主任”工具箱。

　　中国科研投入在增加，但更关键的是“出成果”的效率也在提高，可以把资金真正兑现成专利、产品和新企业。

　　他尤其点名了中国2008年推出的针对未来型高技术行业的“研发税收抵免”，也就是在税前按更高比例加计扣除研发费用，来降低应纳税所得额。

　　表面看是“降税”，实质是通过和R&D占比、专利数量、高技能岗位、前沿产品收入等指标挂钩，让资源定点流向真实的研发。

　　研究显示，在享受研发税收抵免后的两年内，这些企业的高技术产品的收入翻了三倍，而且在软件行业，平均每年新增了大约2个专利。

　　同时，阿吉翁也提到，并不是说中国找到了“万能灵药”，但确实提倡了一种聚焦高科技行业、指向性更明确的方式，他还顺手蛐蛐了法国类似的抵税政策（CIR）不够“对口”，没有把高科技作为明确靶心，建议法国在这方面可以参考中国的做法。

　　关于产业政策，中国自上而下的做了定向的赛道选择，精准瞄准了一些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（SEI），比如节能与环境技术、下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技术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车等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这些被政策覆盖的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，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度都出现了显著下降。

　　阿吉翁提到，这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，更深刻地进行“整合式创新”——不仅仅是使用他国的技术，而是亲自参与创新、向价值链的顶端攀升；不仅仅是产业链的融入，更是创新链本身的融入。

　　大多数人会把中国“追赶”阶段的科技进步归于外来技术，以为中国的“追赶”就是把国外技术搬回家、复制一遍，但容易忽视了一点，也就是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（Absorptive Capacity）——能不能听得懂、学得会、消化掉、再迭代。

　　有研究追踪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“技术外部性”，结果很有意思：外溢并非普照大地，而是选择性发生——哪儿的本土企业自己也在努力做科研，哪儿的“带动效应”就更强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同样的传帮带，有人学会举一反三，有人只能照猫画虎，差别在于有没有内功打底。

　　把它放回我们熟悉的“一帮一”场景就更直白了：帮人的同学（外资/外来技术）水平高固然重要，但被帮的同学如果基础薄、练得少，再好的解题方法对成绩影响也不大；相反，如果被帮者每天不仅刷题、还勤于思考，一点就通，自然能越学越快、越学越深。

　　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：先进外资工厂确实能带动周边企业升级，但这阵“东风”只吹给那些肯投钱搞研发、肯练基本功的企业。最终能不能出战绩，最终还是看内功。

　　中国从90年代开始，一方面通过985/211等工程去提升高校的数量，另一方面引入Tenure-track（终身教职）来提升质量。

　　这个“终身教职”就是用“时间限制+同行评审”，把论文发表数量质量纳入到教师聘任与升迁的考核体系。简单说就是给你6年时间“打硬仗”，然后由外部来评审，你行就留下给教职，不行就走人。可以说是既有筛选，也有激励。

　　阿吉翁就半开玩笑的吐槽说，自己当年在MIT任教时，也被这个终身教职制度搞得特焦虑——虽然压力很大，但得承认它确实有效。

　　这些政策，再搭配上中国一系列的“千人/万人”计划，吸引在外的高水平华人学者回国，而这一同带回国的，也包括海外的成熟的研究范式和国际网络，这就形成了高校-产业-政策的正向循环。

　　这些政策工具拼在一起，就相当于一个环环相扣的螺旋，钱投得多→选择更准→吸收更好→高校更强→再反哺人才与技术。

　　于是，中国不只论文和专利多了，而且顶刊占比上来了，对外部专利的引用依赖下降了，在学术与产业创新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——这正是“从追赶到前沿”背后真正的结构性变化。

　　但是，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跳脱，也就不叫陷阱了。要真正跳脱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就要在“前沿创新”的经济发展模式下，稳步前进，并在倒U型曲线上，想办法把竞争从两端推回倒U形曲线的峰值，让创新“值得做、做得成、做得久”。

　　虽然前面讲到中国已经在部分前沿赛道上显露成效；但接下来的关键，是把阶段性成果固化为可持续的制度优势。

　　他认为，目前中国处在完成从追赶到前沿的“最后一跃”，要顺利跨过去，还需要四个关键支柱：

　　这是知识经济的地基。没有稳定、长期的基础研究与高水平大学，再聪明的企业也会缺“创新原料库”，更谈不上持续的原创。

　　既防止“学霸”锁死入口（反垄断、降低进入门槛），又避免无序内卷（鼓励有质量的差异化竞争）。本质上，是用规则把竞争的“激励效应”做大、把“打击效应”压住。

　　从天使到VC/PE，再到机构资金，需要一条贯通从0到1、从1到N的资本走廊，让科研成果有机会落实到产品与企业中，而不是止步于论文和专利。

　　企业能快速招到合适的人，也能在技术切换时调整结构；劳动者在转岗期有兜底与培训，因而敢于从“熟悉的题目”跳到“新题型”。

　　这四个支柱互相补充、形成合力时，“创造性破坏”才不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短期博弈，而会变成推动长期增长的稳健机制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当一个经济体越接近技术前沿，班里的“尖子生”就会越多，这时候竞争就会变得更为重要，也就更需要“创造性破坏”去推进增长。

　　而“创造性破坏”本身就是代表新旧势力的企业永恒的斗争舞台。如何通过政策，维护适度健康的竞争，既不让“超级学霸”躺赢，也不把全班逼进题海，做到这一点，跨越“追赶”实现“创新”的最后一跃才有把握。

　　过去几十年，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止可以快速追赶，也能在若干赛道逼近创新前沿；

　　下一程的中国经济，不再是简单地拼速度、拼资源，希望大家以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为范本，继续好好观察、研究——

　　Jason Anderson在当代艺术界有光与色的“炼金术士”之称，他在作品中融入了早期作为彩绘玻璃学徒时期的艺术经验——把物象解构为色彩“拼图”，再将拼图呈现于画布之上。

　　高饱和的色块剧烈碰撞——暖橙与明黄在中心形成能量核心，冷蓝、深紫则在边缘构建出空间的纵深感，刮刀厚涂的颜料堆叠出浮雕式样，色彩宛若在光影下呼吸——这让他的作品，在不同的光影之下，呈现出一幅幅不同的风景。

　　Jason Anderson以融合印象派笔触与抽象色域的独特风格闻名，作品以极具冲击力的弧形结构打破画面的静态平衡，牵引着视觉焦点向中心汇聚。初看是随意、狂放的色块和线条，但退后一步，城市的轮廓、山峦的剪影或森林的光影便悄然浮现——在动态的笔触中建立起一种宏大的秩序，从破碎的色彩里涌现出完整的风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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